1932年12月26日，舒新城收到右邊這封信。對于畫集在中華書局的重印，徐悲鴻十分重視，為此事無巨細地闡述自己的觀點：畫集的價錢要不要控制、選用何種紙張、版式上的細節(jié)設計、裝幀要達到何種標準，等等。一方面，徐悲鴻深厚的美術功底和追求完美的精神，讓他總是能提出各種各樣有見地的意見；一方面，與中華書局的良好關系，也讓他可以暢所欲言地闡述自己的觀點。

徐悲鴻與中華書局的信札往來始于1930年2月。上邊這封信則寫于1935年6月，這時徐悲鴻40歲，正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書。5年前，班上來了一位女生叫孫多慈，才貌俱佳。漸漸的，徐悲鴻陷入情網(wǎng)，開始向舒新城傾訴綿綿不絕的煩惱。他相信，同樣遭遇過師生戀且喜結良緣的舒新城，會是他最知心的朋友。信中，徐悲鴻說自己打算把孫多慈送到比利時留學，而如果此時她的畫集能夠在中華書局出版，將極大地促進其留學大業(yè)。此后，“孫多慈”?，F(xiàn)身于信札中，直到二人分手。

20世紀30年代的徐悲鴻。（供圖／徐悲鴻紀念館）。

畫像中的女子，則是那段時間中徐悲鴻筆下的孫多慈，它就像這段無果之戀留給世間的一個優(yōu)美側影。（供圖／徐悲鴻紀念館）。

厚厚一疊信札里，“齊白石”三個字出現(xiàn)的頻率極高。自1929年北平某畫展上邂逅齊白石的作品，徐悲鴻就十分欣賞這位長者畫家，在他看來，齊白石的畫有著對生活細致入微的觀察，在不注重寫實的國畫界中，實在是一朵奇葩。上面的信札是1931年10月徐悲鴻寫給中華書局編輯吳廉銘的，事關自己的畫冊和齊白石的畫冊。他希望這兩本畫冊能盡快出版，并說了些制版、樣張等極瑣碎的問題。從存留的信札來看，在齊白石畫冊的出版問題上，徐悲鴻幾乎充當了一名免費編輯的角色。

徐悲鴻（前排左一）與齊白石（前排左二）等人的合影（供圖／徐悲鴻紀念館）。

詩人徐志摩曾這樣評價徐悲鴻：“你愛，你就熱熱地愛，你恨，你也熱熱地恨……”這般愛憎分明的性格，在這些信里也“不設防”地表現(xiàn)出來。上面的信札是1932年9月徐悲鴻給吳廉銘的信之局部，他在其中抱怨道，“又見劉海粟等編之新派畫”在“流毒社會”，這樣做的后果將使得“美術為善不足，為惡有余”。由于迥異的繪畫風格，徐悲鴻與劉海粟向來有隙。徐悲鴻崇尚西方寫實主義，而劉海粟則堅信藝術是主觀的表現(xiàn)。關于兩位大畫家的世紀恩怨，世人多被“師徒名分之爭”吸引了眼球，這封信卻寫于爭論爆發(fā)前一個月，足以證明兩人的名分之爭僅是一個導火索。而居中調和的中華書局，則讓兩個“水火不容”的畫家同時綻放在讀者面前。

以上兩圖片是上個世紀30年代劉海粟在中華書局出版的著作，主要內(nèi)容是介紹他所崇尚的世界美術名家與名作（供圖／中華書局）。

上圖是1934年8月徐悲鴻從蘇聯(lián)寄給吳廉銘的明信片。1933年~1934年，徐悲鴻在歐洲各地舉辦中國近代繪畫展覽，蘇聯(lián)是其中一站。在這張明信片中，他難掩興奮地說：“此間畫展在隱居大博物院（世界最大博物院之一）舉行，成功自不必說……”他的好友徐仲年對此曾評價說，“在歐洲游歷過的同胞，總可在英法德俄博物院看到悲鴻的畫，在英法德俄文的刊物里讀到對于悲鴻藝術的好評”，而“在外國人心目中，他是當代中國畫的大師”。盡管徐悲鴻“輸出”的中國藝術，是以西方寫實主義改造過后的中國畫，但在外國人眼里，他的藝術卻是中國文化的代表。

攝于上世紀30年代，徐悲鴻正在給外國觀眾現(xiàn)場作畫。

上圖是1937年3月底徐悲鴻寫給舒新城的信，他拜托中華書局太原分局的人幫忙拓太宗晉祠銘。上面的書法甚佳，為唐太宗李世民的真跡，讓徐悲鴻很是著迷，遂不惜“麻煩”起老友。信紙上的畫與書法珠聯(lián)璧合，對于這位熱愛書法的天才畫家來說，既是即興之作，也是驚艷之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