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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自明代畫家筆下的《千秋絕艷圖》，繪寫了近70位古代仕女形象，其中包括從秦到明比較著名或在歷史上有一定影響的女性。圖中便有以詩文、書箋聞于世的薛濤。供圖/中國國家博物館

期待相遇 為什么要驚醒沉埋四千多年的古城？考古者從小小陶片開始追蹤，不放過任何泥土的蛛絲馬跡，相信終究有一天可以挖到中國的雛形。攝影/朱寶林、張軍

鑲嵌綠松石的銅圓盤 這個圓盤的面目模糊，仿佛正在等待人們的猜測。用X光探測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它的正面居然鑲嵌著61塊長方形的綠松石片，外緣像鐘表刻度，里面像許多十字架（見下圖）。有人認為這是早期銅鏡，也有人說這是與占日或律歷有關(guān)的星盤，或是某種法器。它來自于同它一樣正在逐步揭開面紗的二里頭遺址。

2010年夏秋之際，“考古中華”展在首都博物館開展，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誠（右二）在對媒體現(xiàn)場講解考古所60年來的考古成果。

圖為清人所繪治河場面。畫面中黃河之水高高在上，治河的人們忙碌非常。

第一眼看去，大概所有人都會認為這是一張紀實的古畫，甚至連多數(shù)專家都持有這一觀點：它是古代勞動人民勞動場景的真實再現(xiàn)。果真如此嗎？這張傳為北宋前朝宮廷畫家王居正的《紡車圖》（縱高26.1厘米，橫長69.2厘米），所要表達的并沒有那么簡單，而是被畫家賦予了更深的含意。供圖/文物出版社

在最不為人注意的地方，往往隱藏著最接近真實的歷史。紫禁城東南側(cè)太廟享殿上的“太廟”匾額正是如此。很少有人會注意它，而一旦你深深地凝視它，它就會告訴你許多的故事。

公元705年，倭馬亞清真寺由倭馬亞王朝國王在基督教教堂遺址上主持修建。它坐落在大馬士革古城區(qū)的中央，建筑獨特，裝飾奢華，集伊斯蘭各個時期的建筑藝術(shù)風格于一體，是伊斯蘭宗教的圣地。千年以來，倭馬亞清真寺歷經(jīng)滄桑，曾數(shù)次被戰(zhàn)火燒毀，又復被重建，人們?nèi)缃衲芸吹降馁榴R亞清真寺重建于1893年，已非其初貌。

圖是美國阿米什人的村莊（攝影/Jean Louis Atlan/c），他們堅守著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拒絕一切現(xiàn)代科技，隱居在鬧市，這里也因此有著獨特的文化個性。

興城車站廣場上，高高矗立著袁崇煥的塑像。這個生前即備受爭議的人，在死后的幾百年間，依然沒能擺脫后人口舌的紛爭。但在興城這個彈丸之地，他始終享受著當?shù)厝说木囱龊妥鸪纭?/p>

圖為山西臨猗縣猗氏鎮(zhèn)的妙道寺雙塔。兩塔相距80余米。西塔坐西向東，磚木結(jié)構(gòu)，高約40余米。在明嘉靖大地震時被毀，后由時任三相坊義官的荊一書在萬歷二十三年捐資修繕。

在北京孔廟，學童集體唱誦《弟子規(guī)》，感受儀式的莊重。攝影/浦峰

四百年前事關(guān)國運的軍事武器—紅夷炮，已是一件件古董，靜靜躺在軍事博物館的綠茵場上，為過去那段烽煙往事留下證據(jù)。

圖為康熙南巡視察河工?？滴醭踊疾粩?，令康熙非常重視治河工程，他一生六次南巡，每次南巡都不忘察閱河工。從第三次南巡開始，他甚至親自指揮河臣工作。

《清華簡·保訓》 一簡刷新上古史 2008年，一批戰(zhàn)國時期的竹簡被清華大學收藏研究，簡中遺存《尚書》和類似《竹書紀年》的若干史書篇目。這是文獻學的重要收獲，研究結(jié)果可能重寫以往書籍記載的上古史。供圖/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

屋頂繪著豐富的伊斯蘭風格建筑裝飾?，F(xiàn)在，阿茲姆宮里是一座民俗博物館。

這片與周圍環(huán)境格格不入的建筑群，是上世紀50年代被移植到江西景德鎮(zhèn)的徽派老建筑—如今的景德鎮(zhèn)雕塑瓷廠明清園，盡管是原樣搬至異地組裝，但儼然只剩下安徽民居的外殼而已。攝影/盈盈

興城古城中心的鐘鼓樓，高17.2米，共三層，站立其上，可以俯瞰全城風光。鐘鼓樓平時負責報更，戰(zhàn)時則通過擊鼓號令進軍。

東塔坐東向西，磚灰結(jié)構(gòu)，塔身第一層西面有拱狀券門，塔中立佛龕，以上皆實心塔柱。東西兩塔遙相呼應，每年七夕的黃昏，塔影在月光下交融，猶似許仙與白娘子夫妻恩愛，相依相伴。

古代草原地區(qū)游牧人群喜歡使用馴養(yǎng)的家畜和自然界的猛獸形象來裝飾車馬器，圖為草原地區(qū)比較常見山羊形象的竿頭飾，鄂爾多斯博物館藏。中原地區(qū)的車馬裝飾基本不見草原的那種家畜和猛獸形象，而且通常只有貴族大墓才會隨葬車馬坑。左頁圖為高等級墓葬中隨葬的車衡飾，上面裝飾有鑾鈴和鳥雀的形象，陜西韓城梁帶村周代墓葬出土。供圖/孫秉君

上圖出自1637年版的《清太祖武皇帝實錄》。畫面左方戰(zhàn)車上的努爾哈赤，驕矜之色躍然紙上。此刻，他麾下的八旗勁旅正全力攻打孤城寧遠。滿清畫家如實反映了手持冷兵器的攻城將士，而與之對陣的明軍城墻上正是紅夷大炮。

南唐名畫《韓熙載夜宴圖》描繪了巨宦韓熙載家開宴行樂的場景，宴席間賓主聽琵琶、觀舞蹈、賞管樂，縱情嬉樂。而這些樂舞者、演奏者正是樂籍身份的妓女。她們與薛濤一樣，是靠才藝生存的。她們是社會上唯一的音樂舞蹈工作者群體。中國歷史上的音樂舞蹈藝術(shù)主要是由她們傳承下來。供圖/故宮博物院

“帝堯”故里 山西臨汾市東北３0多公里的郭村附近，有一片純凈由黃土筑成的50米高的陵丘，土崖與澇河兩相環(huán)繞，這就是傳說中的堯帝陵。臨汾自古被傳為唐堯建都之所，還遺留著祭祀堯廟的風俗，“帝堯故里”是令當?shù)厝蓑湴恋姆Q呼。

不可思議的傳播 仰韶文化遺址分布東起豫東，西至甘肅，縱橫東西的大量出土器物，它們誕生年代的先后真能說明文化的傳播方向？未必如此。陜西寶雞出土了一件交叉三角紋彩陶瓶，它與河南汝州閻村的彩陶器年代相若，孰先孰后很難說。供圖/中國國家博物館

上圖是《紡車圖》的局部，筆法很細膩。與下圖南宋畫家梁楷的《蠶織圖》相比，能看出來一些問題—明明一個人就能操作的紡車，為什么在《紡車圖》中需要兩個人協(xié)作完成？這有意為之的錯誤，實際上是畫家強調(diào)“家族協(xié)作”的點睛之筆，其用意是賦予畫作“世掌絲綸”、“世代富貴”的吉祥寓意。

越來越多的重大事項選擇在太廟舉行，圖為北京奧運會倒計時100天慶?；顒?。在這一時刻，具有國家祖廟性質(zhì)的太廟，成了國人萬眾矚目的焦點，夜色掩映下的享殿輝煌壯麗，閃著金光的“太廟”匾額則是它尊嚴身份的象征。攝影/羅曉光

古城中心區(qū)的阿茲姆宮是一座典型的大馬士革建筑，建造于18世紀中葉，宮殿外面簡單樸素，內(nèi)部富麗堂皇。

寧遠之戰(zhàn)是一場經(jīng)典的攻防戰(zhàn)，后金所倚仗的是此前無往不利的騎兵和車，明軍則以大炮為主要武器。明軍雖勝，但損失同樣很大。繪畫/于繼東

繪制/楊東海

據(jù)傳，薛濤從紅色的芙蓉花、荷花等花中提煉出染料，加進膠質(zhì)調(diào)勻，再用毛刷涂在紙上，用吸水麻紙附貼色紙，壓平陰干，就制成了小彩箋。她還將小花瓣灑在小箋上，制成了紅色的彩箋。上圖為今天成都薛濤紀念館的專家在仿制薛濤箋。后世人還將薛濤設計的這種寫詩的彩箋用作寫信。比如下圖中這張清末民初的美麗信箋。

陶寺遺址位置圖

古代的酒是維持社會機器正常運轉(zhuǎn)的潤滑劑，社交禮儀一定要伴以飲酒禮。因此有的學者把盛行于夏商時代的禮制稱為“酒禮”，而酒器則是這個制度的重要載體。二里頭文化中不但有如右頁圖中那樣精心制作的陶酒器爵，而且出現(xiàn)了十余件仿造陶器的青銅酒器，如本頁圖中的銅爵。這些青銅禮器使二里頭文化成為進入中國青銅時代的第一匹黑馬。

巔峰之作 上圖中這只漆黑黝亮、陶胎薄如雞蛋殼的高柄杯，是龍山文化的一種代表性器物。其近乎完美的制作工藝，為中國東部的史前文化的原生性和先進性提供了證據(jù)。供圖/山東省博物館

“世掌絲綸”的吉祥寓意不是畫家的杜撰。那傳遞家族理想的絲線，從漢代《禮記》中的記載，延續(xù)到宋人的《紡車圖》中，延續(xù)到上圖這幅近現(xiàn)代畫家吳觀岱的扇面上，再延續(xù)至今正如扇面上方引用的杜甫詩句所言：欲知世掌絲綸美，池上于今有鳳毛—世掌絲綸，真是一種美好而雅致的理想和祝福。

如果不是從空中俯瞰，很難同時看見天安門與其東側(cè)的太廟和西側(cè)的社稷壇之間的關(guān)系。太廟今天叫勞動人民文化宮，社稷壇為中山公園，其實它們是紫禁城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。但是，無論是東還是西，從客流量上看，都不如天安門背后的故宮受人青睞。攝影/馬文曉

大馬士革古城的建筑歷經(jīng)數(shù)千年風霜，幾度繁榮衰敗，承載著生命的輪回往復，在時間長河中依舊巍然不倒，蒼涼厚重。圖為古城外景。

明軍在與后金軍的長期對抗中，曾廣泛使用弗朗機炮。但在寧遠之戰(zhàn)中，起了關(guān)鍵作用的卻是紅夷大炮，這種炮射程遠，而且很容易調(diào)節(jié)射角，當年袁崇煥筑寧遠城時，就已經(jīng)考慮到這一點。

圖即為三相坊義官荊一書嵌刻在妙道寺西塔上方的《補修浮屠記》。碑文104字，不但詳細記載了妙道寺雙塔的歷史，同時也見證了明嘉靖大地震的景況。從建筑方位和形制來看，妙道寺雙塔應始建于北宋，荊氏所云“創(chuàng)自隋唐間”當屬謬誤。

神機營是明朝軍隊中專門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隊。早期的明朝火器基本上都是在神機營研制的。上圖可見，傳統(tǒng)中式火炮在簡易的作坊里澆鑄成型。由于缺少先進的科技知識，這種自行研發(fā)的中國火炮銃壁過薄，相對元代“碗口銃”的技術(shù)沒有多少提高。此外，小型火器也僅有三眼銃等。

身后待遇大不同 圖為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陶寺村附近發(fā)掘出的大型墓葬群。當考古人員驚喜于幾座高等級墓葬中大量的驚世文物時，也注意到，上千座墓葬中絕大部分都是“坑中羞澀”的小民之墓。小墓墓穴內(nèi)僅容一人，幾乎沒有任何隨葬品。

相濡以沫“文化圈”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，在中國各地的史前文化遍地開花。它們之間有交流嗎？有碰撞嗎？我們將該時期的一些重要文化的大致影響范圍勾勒出來，希望看到這些文化區(qū)域間的互動關(guān)系。

這是從1420年到2010年“太廟”匾額的變遷過程。近600年的漫長歲月里，“太廟”匾額被翻過去、摘下來，歷經(jīng)滄桑。明朝匾額上的文字出處和字體已不可考，而灰色表示的是匾額被摘下的時光。制圖/劉揚 上圖為明朝時期。

薩拉丁陵墓位于倭馬亞清真寺北側(cè)的一個小公園內(nèi)。薩拉丁是12世紀一位杰出的阿拉伯蘇丹，曾多次領(lǐng)兵抗擊十字軍東征，被譽為阿拉伯的民族英雄。薩拉丁受到阿拉伯人的尊敬與愛戴，至今來拜祭他的人仍絡繹不絕。

圖為考古學家宿白先生的著作《張彥遠和〈歷代名畫記〉》一書中所收錄的清雍正年間的猗氏縣城圖。張彥遠為晚唐猗氏名人，以畫史著作傳世，其祖上三代均曾位極人臣，有“三相張氏”之稱。地圖上所標的“三相坊”便指其故里。妙道寺在地圖的北方偏東處，《補修浮屠記》的碑文關(guān)于“三相坊”的記載透露了萬歷年間“三相坊”還曾存在的信息，而如今的“三相坊”卻已被普通的民宅所取代，不復當年景況?！半p塔”有幸，終有《補修浮屠記》一方殘碑為其正名，使其躋身于“國?！敝?，然而更多的文物卻逃不脫“三相坊”般的命運，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，不被人道及。

繪制/楊東海

“龍”現(xiàn)陶寺 陶寺早期高等級墓葬中，每座都陪葬有百件以上精美器物，其中尤以五件彩繪龍盤最引人注目。龍身紋樣豐滿、沉穩(wěn)、強健，威嚴中又透露著神秘，專家推測很可能是當時“王”族使用的禮儀用品，還有人推斷華夏民族是“龍的子孫”當淵源于此。供圖/首都博物館

對“夏墟”的調(diào)查 圖為二里頭的發(fā)現(xiàn)者徐旭生在1959年發(fā)表的“夏墟”調(diào)查簡報與二里頭周邊地圖。他的經(jīng)歷啟示后來者：文獻中關(guān)于古史的傳說并非全是無稽之談，可以作為探索中國早期文明的有益線索。

神秘的符號 山東省莒縣出土祭祀酒器——大陶尊，距今約有4800年歷史。在這件陶器上刻畫著一棵“高聳的樹”的形象，被解讀為取娛神靈的記號。比照同一地方出土的另一件陶尊上的“?”符號，學者推測，它們可能是中國文字的肇始，也是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證據(jù)。供圖/中國國家博物館

清朝

哈米迪亞市場是敘利亞最富盛名的老市場。它建于羅馬時代，市場的入口矗立著巨大而高聳的羅馬式花崗巖石柱。市場內(nèi)以哈米迪亞街為中心，頂部是鐵皮搭成的天棚。市場內(nèi)商品琳瑯滿目，從祖?zhèn)鞯氖止に囍破返矫耖g古老工藝，從絲巾到皮具，從糖果到冰淇淋，應有盡有，是敘利亞特色商品的展現(xiàn)窗口。

興城古城里的兩座精美牌坊，是明朝皇帝專為祖氏兄弟—祖大壽與祖大樂而建。在袁崇煥死后，鎮(zhèn)守寧遠的重擔落在了祖大壽肩上。但祖大壽最終投降后金。

血統(tǒng)龐雜的雇傭兵、大明錦衣衛(wèi)和登萊巡撫孫元化，這樣一群衣著、文化、經(jīng)歷迥異的人聚在一起，是為了演練紅夷炮的操炮技術(shù)。圖中表現(xiàn)的是崇禎四年七月，頭戴雞冠盔、身著歐洲胸甲的雇傭兵抓緊訓練中國士兵的情景?？上У氖?，這座“炮兵學堂”僅僅誕生了一批中國炮手便夭折了。

田野里的現(xiàn)場 二里頭遺址的發(fā)掘工作仍在繼續(xù)。圖為7號基址清理場面。

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 幾類彩陶紋飾分布范圍示意圖

1966-1973

登上海邊的望臺，遠遠可見菊花島。菊花島原名覺華島，寧遠之戰(zhàn)時，努爾哈赤攻城不下，轉(zhuǎn)而屠島泄憤，島上明軍糧草被焚無遺，軍民盡遭屠戮。

何努對比一些古文字資料后，認為扁壺背后的字與“堯”字最為接近，描繪了一“人”（文字下部）站在黃土塬（中間的一橫）之下，望向高大的夯土城墻（文字上部）的樣子。將“文”、“堯”兩個字書寫在扁壺上的人，很可能是“堯”的族人或后人，將其作為祭祀活動中追頌先人的史詩歌唱腳本使用。

薛濤還是一位名載史冊的書法家。北宋宮廷收藏書法作品名錄《宣和書譜》對薛濤的書法有極高的評價，說她的字沒有女子氣，尤其是行書，頗得王羲之之法。宋徽宗就曾珍藏薛濤真跡，即用行書寫的一首《萱草》詩。成都薛濤紀念館藏曹植的《美女篇》， 傳為薛濤手跡，從中可見薛濤書法筆力蒼勁，柔中有剛。

都城規(guī)劃的先河 二里頭遺址身處伊、洛兩水之間，被幾個現(xiàn)代村莊包圍著。有人推測它最繁盛的時期人口達到兩、三萬人，都邑的中心有宮城和大型宮殿建筑群，外圍有主干道網(wǎng)，并且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區(qū)。

1977-1999

梁啟超先生認為，以和為守，以守為戰(zhàn)，正是袁崇煥對付后金的核心策略。而正是這種策略，才得以挫敗后金。

這幅法國《Le Monde illustre》畫報刊載的銅版畫，描繪了1857年英軍艦隊炮轟廣州城的場面。當時英軍使用了先進的艦炮，而中國只有小型沙船，攻擊武器多為“火箭”和“火藥瓶”。當?shù)氐镍P凰岡炮臺和大黃炮臺等，由于攻擊不夠靈活，一度落入英軍手中。廣州水師雖然多次勇挫敵艦，但終究還是陷入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宿命。

文字扁壺器形、文字臨摹圖

薛濤有詩《酬人雨后玩竹》：“南天春雨時，那鑒雪霜姿。眾類亦云茂，虛心寧自持。多留晉賢醉，早伴舜妃悲。晚歲君能賞，蒼蒼勁節(jié)奇?！卑拙右卓春篌@稱，從此不敢詠竹。薛濤愛竹，愛它的四季常青，挺拔秀麗，更愛它的潔身勁節(jié)，清雅超然。這該是她心思的寄托。在成都薛濤紀念館，“薛濤”不正從清雅竹林中向我們走來？

3600年前的宮殿 二里頭遺址的宮城城墻，包圍起了一座總面積近11萬平方米的宮城，其中包含有中國最早的中軸線規(guī)劃的大型宮室建筑群，體現(xiàn)了古代國家“擇天下之中而立國，擇國之中而立宮，擇宮之中而立廟”的規(guī)制。圖為復原的二里頭2號宮殿基址，它南北長約73米，東西寬約58米，由正殿、中庭和門等組合而成，布局結(jié)構(gòu)與西周的青銅銘文以及《尚書·顧命》篇提及的建筑結(jié)構(gòu)基本一致。由于這一基址發(fā)掘于上世紀70年代，為保護起見，遺址又進行了回填，如今只能通過這些黑白照片來看當年的遺址，所以我們依據(jù)這些資料想象復原了2號宮殿的情況。制圖/北京墨泉文化傳播有限公司

華夏先民心中的玫瑰 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有詩云：“華山玫瑰燕山龍，大青山下與甕，汾河灣畔磬與鼓，夏商周及晉文公”。他詩中所說的玫瑰即是仰韶文化(距今約7000年-4500年)廟底溝類型的花卉紋彩陶圖案。雍容華貴的廟底溝彩陶圖宛如一面面旗幟，插遍幅員遼闊的神州大地。大約在距今5500年左右，中國各主要史前文化紛紛啟動了文明化進程。同時發(fā)生了廟底溝類型彩陶的擴張現(xiàn)象。廟底溝的彩陶不僅是仰韶文化的奇葩，它的文化因素還遠播到黃河上下以及長江和北方大部分地區(qū)，輻射至今天中國版圖的很大范圍?？v橫兩千里、上下數(shù)千年的仰韶文化，可以視為中國史前文化的第一次大規(guī)模整合運動的標志。圖中，青海樂都柳灣博物館內(nèi)收藏的馬家窯文化（距今約5300年一4000年）彩陶，也是上承仰韶文化而來。攝影/關(guān)海彤

2000年至今

如其他保存完整的古城一樣，興城古城常年吸引著游客們前來，熙熙攘攘，有若集市，古老道路上的石板早已變得圓潤。只在晨光熹微，古城尚未完全醒來之時，才能感受到一絲歷史的深沉。

朱書符號“字”如謎 扁壺是陶寺遺址中常見的汲水用具。在偶然發(fā)現(xiàn)的一只扁壺殘器上，考古隊員發(fā)現(xiàn)了兩個用朱砂涂寫的符號。其中一個因形態(tài)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“文”字，多數(shù)學者將其認定為“文”。對另一個字符的破譯卻爭議迭起，分別有人解釋為“命”、“堯”、“邑”、“唐”等。

“金道錫行” 在東周時的青銅器銘文中，曾記載了周代為得到鑄造青銅器所需要的合金原料，開辟了通往淮河下游的金（銅）錫之路，即所謂“金道錫行”。根據(jù)《尚書·禹貢》等文獻記載和青銅器銘文來看，連接中原都城和長江中下游地區(qū)的主要交通路線可以分為東、西、中三路，這幾條線路的歷史在二里頭時代可能已經(jīng)開通。

這是太廟享殿的內(nèi)景，“頂天立地”的金絲楠木大柱是現(xiàn)存不多的明朝遺物，其材質(zhì)超過了故宮太和殿。面對這樣宏偉壯觀的人類杰作，不能不被它的氣勢所震懾。因太廟不屬文物部門管轄，于是今天的人們尚能與這些大柱親密接觸。

彩繪陶簋

玉璋

玉琮

玉戈

黑陶鬲

壁戚

圖中的故宮太和殿，是人們心目中皇權(quán)的極致體現(xiàn)，然而事實上，今日所見之太和殿建于清朝，殿與基座的比例失調(diào)，是一個“縮水”后的太和殿，與下圖中的太廟享殿相比，建于明朝的享殿充滿了漢白玉石基，比例更加和諧優(yōu)美。而通過上面北京現(xiàn)存明清三大殿的比較，也可以看出享殿的規(guī)模更加宏大。攝影/賈福林

攝影/嚴向群

玉面獸

玉戚

集萃“八方”文化 陶寺之珍展現(xiàn)的事實說明：仰韶時代以來，中國多姿多彩的史前文化區(qū)系間，已有頻繁、持續(xù)的交流與碰撞，它們的交相輝映，最終在龍山時期達到高潮。黑陶鬲是陶寺所在的中原地區(qū)流行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典型器物；陶寺彩繪陶簋則兼具早期仰韶文化和東部大汶口文化的特征；玉琮，與江浙一代的良渚文化玉琮無論從裝飾手法、造型上都如出一轍；玉面獸被認為與南方長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等相關(guān)。從陶寺文化，我們看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，已形成黃河、長江流域及周圍地區(qū)各文化系統(tǒng)輻湊中原之勢。

玉刀

圖是2005年有關(guān)部門維修太廟時的情景。與維修工人的身形對比，“太廟”匾額更顯巨大恢宏。事實上，如果沒有參照物，人們很難想象它是一個高5米、寬3米的龐然大物。攝影/王貴彬

幽深大墓誰居之？ 奢侈的陪葬品說明墓主人身份顯貴，象征軍權(quán)的玉鉞、象征宗教權(quán)的玉琮、象征王權(quán)的圭尺，共同勾勒出他的“王”者形象。他是誰？舜嗎？

陶酒器 二里頭陶器種類很多，其中酒器和食器最精致，它們往往作為禮器群隨葬在貴族墓，以顯示身份與地位。圖為注酒用的盉，下圖為溫酒用的鬶。

對比之下，故宮太和殿和乾清宮的匾額真是相形見絀。

陶寺走進青銅時代？ 砷青銅齒輪形器 這件模樣怪異的齒輪狀器物，是從陶寺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砷青銅器。也有學者認為它的成分可能距離青銅器的標準還小有距離。但它至少說明那時的陶寺已經(jīng)步入銅器時代。此外，根據(jù)何駑的研究，這只29齒的銅齒輪形器，還可能用于表象朔望小月，也可實用于陰陽合歷日歷的編排。攝影/王凱

禮樂之光 紅銅鈴 一件僅有七八厘米大小的精巧的紅銅鑄件銅鈴，這有可能是中國至今發(fā)現(xiàn)的最早的金屬樂器。不僅如此，它還是顯示出“陶寺居民”掌握了比較復雜的“復合模范鑄造金屬工藝”的技術(shù)，這一手法是后來中國青銅文明的技術(shù)基礎(chǔ)。

從海納百川到四散傳播 “二里頭文化”之所以能夠崛起，是因為它以中原文化為依托，在極短的時間內(nèi)吸收了外地的文明因素，這其中既包括或許來自歐亞草原的海貝，又包括有江南風格的鴨型壺與云雷紋。當來自四方的文明力量使這里成長與繁榮，其他的文明亦會模仿這支崛起的力量，二里頭文化由此得以向外擴張。于是，北方地區(qū)、長江流域甚至更廣大范圍里，出現(xiàn)了二里頭文化的蹤跡。

圖是1976年周恩來悼念儀式在太廟享殿舉行時的場景，高懸于享殿之上的“太廟”匾額見證了這一莊嚴肅穆的時刻。由于它的“封建”色彩與新中國領(lǐng)導人的“革命”特征不相吻合，一年后它被摘下，這一摘就是22年。

立“中”之地 圖為“陶寺古觀象臺”遺址復原圖，這里之所以要用引號，是因為這些建筑的地面部分已經(jīng)完全被平毀（據(jù)推測可能為陶寺晚期發(fā)生的政治動亂所毀），但經(jīng)專家根據(jù)地下夯土層情況復原該建筑后，我們隱約可以看到，這里曾經(jīng)有過一個和英國索爾茲伯里巨石陣（見下圖）結(jié)構(gòu)酷似的史前建筑，但時間上要早近500年。且這里應該就是用圭尺——“中”締造“中國”概念的地方。繪畫/李楚楊

多源匯聚的龍形象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一種陶器殘片，上面有龍的形象，它們來自于底部有孔的透底器，僅在二里頭都邑的宮殿區(qū)或周圍重要地點存在，應是社會上層專有的物品。

清末老照片中，是另一塊記錄了明清兩朝歷史更替的神奇匾額。匾額不是清朝新制，“大清門”的背后，是被翻過去的“大明門”。供圖/賈福林

龍形象在此前的許多文化中都出現(xiàn)過，例如良渚文化中的龍紋。

這是太廟的南門，毛澤東親筆書寫的“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”匾額高懸其上，僅在門洞旁不起眼的小牌子上寫著“太廟”二字。這兩塊標示同一地方卻又差異巨大的牌匾，將孰去孰留？歷史尚未做出取舍。

“龍山時代”看陶寺 距今4000多年前的龍山時代，中原地區(qū)聚落如云。而陶寺“一枝獨秀”，擁有眾多“立國”、“立王”的標志和證據(jù)。下面地圖中可見，黃河中下游地區(qū)的龍山時代遺址相當稠密。右頁地圖則是同時期陶寺城附近的聚落分布圖。

二里頭的龍形象有整合多系統(tǒng)文化的跡象，從中可以看出二里頭這個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的興起過程。這個形象被后世繼承下來，成為后來商代青銅器中的饕餮紋。

博物館里的“二里頭盛宴” 2010年夏秋之際，“考古中華—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”在首都博物館吸引了很多觀眾，二里頭遺址無疑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(nèi)容。人們觀看的大屏幕上，就是二里頭遺址出土的著名的綠松石龍。它的出土，為中國的龍圖騰找到了最直接、最正統(tǒng)的根源。

首次面世的龍盤 在2010年“考古中華—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”上，同樣出土于陶寺早期墓葬群的另一只彩繪龍盤首次面世，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。陶寺被作為“中國早期國家”的代表介紹給觀眾，因此受到廣泛矚目，而此刻，對陶寺遺址的探索其實遠未結(jié)束。攝影/王凱

柄形器

圖為其中部分墓葬位置圖，等級之分赫然在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