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5年剪去辮子的華興會成員在日本合影。前排左一為黃興，左三胡瑛，左四宋教仁。

對中國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，20世紀初留學日本有兩大特點：一是人多，比留學其他國家多出許多；二是鬧革命的多。若是回答第一個問題，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說，因為日本近，腳錢少，而且中國重視日本明治維新的經(jīng)驗。答案正確，但這都是站在中國立場上看問題，忽視了關鍵原因——日本的“熱情”邀約。其實，這場改變中國歷史、而且是世界最大規(guī)模的留學運動，皆源于日本人的“熱情”。

這幅木刻版畫，描繪了留學生在日本閣樓中集會的場面（攝影／王駿）。

留日學生的一大特點就是經(jīng)常發(fā)起愛國集會，在這種氣氛中，青年學生很容易受到愛國熱情的感染。而且日本文化中的漢文化因子，也使學生傾向“排滿”的革命。上圖為1910年，在留日熱中求學日本的魯迅。供圖／何建虎

日本人的經(jīng)濟賬

1896年，日本柔道家嘉納治五郎受日本外交部長西園寺公望的委托，訪問清國的總理衙門，他特地拜見了總理衙門的一把手恭親王奕。嘉納先生是奧運會柔道項目的創(chuàng)始人，亦是后來弘文學院的校長，這所學校就是魯迅在《藤野先生》中提到的日語補習所。嘉納是以民間的身份訪華，但傳達的卻是日本政府想要接收中國留學生的愿望。